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寡头频繁地此起彼伏，将预示着这个民族的国家力量正在衰败。

是香港中六学生耳熟能详的话题，可惜考试问到时往往不及格。类三，自然垄断（naturalmonopoly），那产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以至只有一个生产者可以存在的垄断。

如果垄断增产对社会有利，此利也，大可由垄断者与顾客分享，为什麽垄断者不增产呢？如果没有交易费用，这增产必然，而若有交易费用，垄断者总会想出一些价格的安排来获取一部分增产之利。这是後话，要另文分析。反垄断、反托拉斯的言论大家都听得多了，但究竟是说什麽恐怕一般读者不清楚。我是为了研究价格行为——尤其是今天北京要立例制止的垄断价格行为——而把研究重心放到产权与交易费用那方面去。垄断之价高於边际成本是老生常谈，而理论证明主要出自牛津大学的鲁宾逊夫人一九三三年的名著。

但垄断者为了私利，不增产，於是出现了无效率的情况。另一方面，高斯、德姆塞茨和我，还有其他的学者，认为没有自然垄断这回事。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是一个宽泛而无准确界定的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日常语汇里，它概括了一类真实存在的社会成员。既然如此，我可以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内为精英求一较为准确的界定。所以，先是政府的腐败，然后是商业和学术的腐败，持续扩散的败德行为产生了群体共谋，后者鼓励更普遍的腐败。市场嵌入在某一特定社会内，故而不能不受到那里的精英群体的影响。

还有一部分，往往是他们收益的主要部分，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市场权力所决定的，故而未必满足交换正义原则。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

上述过程行进至某一阶段时，市场经济可以变得极端脆弱，以致任何微小的打击，例如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国内需求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格局调整、能源与环境消耗所引发的恐慌……任何诸如此类的打击都可能导致市场崩溃。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些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丧失了自我修正所必须的良知，于是，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最终使社会秩序解体——以"革命"方式或以"被吞并"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市场权力所决定的价格，那么，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可以用这一价格与完全竞争价格的相对差额来衡量。精英对市场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无处不在。

可惜，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在精英们获取的各项收益之内，有一部分是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故而满足最低限度的交换正义原则。例如，财富的初始分配、交换规则、交换规则的监督与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甚至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知识的传播及控制，统统受到精英们的影响，并由此更经常地增加了精英们的收益。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一项事实，不是虚构。

奈特始终不相信自由市场有能力纠正上述过程，与财富和政治相互勾结所产生的权力相比，交换正义是一种太弱的力量，以致为使社会免遭革命的摧残，有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对财富征收足够沉重的遗产税。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不履行社会职能的精英，不再是精英，恰如丧失了道德基础的市场将不再是市场，或如不再反映公意的社会集结规则将无法维系社会。即：在社会集结规则的运行过程中，某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以产生远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大的影响，他们被定义为精英。

基于市场权力的收益，称为超额利润。历史发展的路径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决定，精英们和他们的思想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这一基本状况，被社会理论家们称为嵌入到社会之内的市场。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免费搭车原理，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人类历史上当然也存在过一些更好的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于是，如奈特在1929年和1944 年两篇论文中描述的那样，初始平等的市场交换，因权力配置的微小偏差而逐渐积累不平等交换的权力，最终形成基于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

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

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

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

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

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应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

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

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练成的。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

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

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

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